文旅说：在“上海文化”品牌的三大资源中，海派文化和红色文化过去讲得多一点，江南文化讲得相对少一点。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古钱币博物馆馆长，上海民俗文化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江认为，江南文化为海派文化和红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文化基因，海派文化和红色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江南文化的接续与延伸。
江南这个词有一个从大到小逐步明确的过程，大致到汉唐时期才有一个相对明确的概念，即长江以南包括长江中游一直到长江下游的大东南地区被称为江南。与之相伴，还出现了另外一些名称，比较常用的是“江左”或“江东”。长江流经安徽、江苏后呈南北走向，东部包括江苏南部及安徽靠东的地方，即所谓的“江左”；长江以西的江西、湖南等，则被称为“江右”。
江南这个名词后来进一步缩小，逐渐从一个方位性名词变成一个区域性名词。明朝郑晓撰写的《今言》提到，当时各个区域向都城顺天府（今北京）运送漕粮，江南这个区域底下跟着五个府，即苏州、松江、常州、嘉兴和湖州。环太湖流域的这五个府也就是现在讲的江南核心区域。
伴随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又逐渐出现“八府说”甚至“十府说”等。大家比较接受的是南京、杭州、镇江，加上环太湖流域的五个府这一说法。今天讲的江南区域，也是以此为基础的。但这里又涉及另外几个问题：安徽南部等地算不算江南？宁波、绍兴算不算？一江之隔的江北扬州算不算？
所以，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可以把原先的江南更扩大一点，可以提出“文化江南”的概念。我个人比较倾向于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把绍兴、宁波、南通、扬州、徽州都纳入进来。
“三个江南”分别与“三个长三角”大致吻合
江南的概念具有一定的弹性，包括“核心江南”、“经济江南”和“文化江南”的不同层面。今天，我们把这三个概念放到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它们基本上是可以对应的。
其一，“核心江南”包括环太湖流域的五个府。上海自古以来就居于江南区域的核心地位，所以今天才能更好地服务长三角、辐射长三角。
其二，上世纪90年代提出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的时候，杭州、南京、上海就是区域性重要支点。后来，这个长三角的概念不断扩大，衍生出“三个长三角”，即小长三角、中长三角和大长三角。其中，“核心江南”与小长三角大致吻合，“经济江南”与中长三角大致相当。
其三，2016年公布的长三角战略概念中提出26个城市，这个范围就比较大了。虽然区域整合的过程可能会比较漫长，但我们如果把它和“文化江南”的概念相匹配的话，就顺理成章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江南既有原先的地理沿革意义上的含义，也可以按照现实需要进行一定的设定和解释。这其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发展、演进逻辑和特征，也就是多样化。
江南人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历史使命感
作为交通要冲，江南久而久之便成了五方杂处之地，所以也就较别处少了一些排他性、多了几分包容性。明代黄省曾的《吴风录》等著作，对江南的风俗民情作出这样的描述：好标新立异，喜交际游乐，能善待四方来客，优容异地风习。
从一定程度上讲，江南也是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的代表。古代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农业发展到南宋、明代到达顶点。而将农业耕种的技术、农具的使用发明、农产量的单位产量提升到最高水平的地方就是江南。
除了农业之外，江南人还勇于创新。到了明代中后期，又因地制宜努力开拓多种经营，纺织、食品、服装、日用百货、造纸、印刷、造船、工具制造、建筑材料等迅猛发展，商品经济包括海外贸易高度繁荣。
江南地区不仅是把传统农业发展到极致，而且形成了新的产业、新的人际关系、新的文化形态。经济史学家李伯重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一书中提到，当时江南已经达到早期工业化的水平，出现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早期迹象。
在文化性格上，江南文化看起来温文尔雅，其实也有多面相。有一次，我遇到一位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我问他：你觉得江南人为什么追求养生？他回答：江南人可能身体比较弱。我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江南人的“养生”其实是“养性”。江南人也曾好斗，也很强悍。
如果总结江南文化的话，我觉得有几点是值得珍视和发扬的：包容开放、勇于革新、与时俱进、顺时而变。江南文化作为文化基因，深刻地影响了海派文化。加上外来文化的影响，海派文化就得以在江南从容地发展起来。红色文化在上海发展起来，也与这种文化基因有关。
所以，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红色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互相重叠、互动、融合，继而不断发展壮大。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江南文化在接续海派文化和红色文化之后，又有了不一样的性格，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江南文化如果进一步激发新的活力，肯定可以超过历史上的江南文化。同时，江南文化特别是后期的经验、特点，还可以为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范围的经济社会联动发展提供有益的启发，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文章来源：《解放日报》2019年04月02日15版，内容有删减，作者：陈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古钱币博物馆馆长，上海民俗文化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