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作为丝绸之路文化的核心载体、世界级文化瑰宝，其文化地位与影响力举世公认，旅游数据近年来也持续攀升，但与其文化地位相比，经济效益却存在结构性瓶颈。去年，它吸引了超2000万游客，但人均消费却不足千元。这不仅是敦煌的尴尬，更是众多文化名城共同的“转化困局”：我们坐拥着文化的“金山”，为何却难以换来与之匹配的经济“金矿”？

文化瑰宝的转化之困

文化名城无不坐拥独特资源，历史遗址、非遗技艺、自然景观兼具物质与精神双重价值。以敦煌为例，有形的石窟与无形的学术资源，共同构成了其不可替代的文化宝库。

然而，这份厚重的文化家底并未充分转化为经济优势。2024年，敦煌接待游客达2092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189.07亿元，人均消费不足千元，这一数据在长线旅游产品中处于偏低水平，反映出游客消费深度不足、产业链价值挖掘不充分的现实。其核心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维度。

空间之困：景区“冷热”不均。尽管赴敦煌的游客多为长线出行，对长途交通具备较高耐受度，但绝大多数游客仍“扎堆”鸣沙山—月牙泉核心区域，“冷落”雅丹地质公园等西部景区。根源在于景区“最后一公里”的交通梗阻，让游客“不愿去”“不好去”。

产品之困：业态“单薄”乏力。现有项目多以静态观光为主，缺乏休闲体验、娱乐互动类消费场景，旅游六要素中“行、游、娱”短板突出，对门票经济依赖严重，二次消费场景匮乏，难以满足高端市场的多元化需求。

产业之困：融合“深度”不足。文化与旅游“两张皮”现象仍存，文旅+百业融合程度有限，未能形成“文化赋能经济、经济反哺文化”的良性循环。加之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有待提升，以及季节性波动风险，共同制约了产业抗风险能力与综合效益。

这种“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现状，本质是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错位。

这不仅是敦煌一城之困，更是关乎文化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课题，更折射出我国文化资源富集地区在现代化转型中的共同挑战。

首先，区域竞争之间面临同质化。部分地区拥有极其厚重的“古”文化，但却常因挖掘与活化方式不当而陷入“古都遍地开花，体验千篇一律”的困境。各地争相开发“古都游”“遗址游”，但产品雷同、体验相似，导致游客审美疲劳，品牌溢价无从谈起。而部分城市打造的“新”文化品牌，也因缺乏持续的内容创新与市场运营，导致品牌热度与经济效益不成正比。

其次，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脱节。当前文旅产业已从传统观光向“文化沉浸+个性体验”转型，但高校人才培养体系未能及时跟上，部分院校旅游管理专业出现缩招甚至停招现象。这种学科调整是否与市场需求背道而驰？——当行业对智慧旅游解决方案架构师、文旅IP运营总监等复合型人才需求激增时，旅游管理专业的收缩，无疑让文化经济转化失去了人才支撑，陷入“产业升级缺人才、人才培养离产业”的恶性循环。

再次，文化IP变现能力不足。多数文化名城虽拥有独特文化符号，但缺乏现代表达与产业链延伸，IP 开发停留在浅层次的文创产品层面，未能形成“IP+场景+消费”的完整生态，难以让文化价值在持续消费中充分释放。

最后，体制机制的深层束缚。部分文化名城仍沿用“事业化管理、产业化运营”的旧模式，文化遗产保护与商业开发之间缺乏协同机制。景区管理多元分割、政策壁垒森严、社会资本进入受限，导致创新动力不足。

困局虽在，但破局者有之。放眼全国，一些城市已探索出可行的路径，其核心正在于“活化”与“转化”，为“文化-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区域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西安：文旅IP驱动的全要素消费

西安的“大唐不夜城”是文旅融合的典型示范。该项目通过“文旅+IP”的创新模式，打造了沉浸式的消费体验。从建筑设计到演艺节目、从餐饮美食到文创市场，每个细节都是围绕“盛唐文化IP”做创新表达。推动了演艺娱乐、餐饮美食、购物消费等多个行业的联动，实现了文化场景向消费场景的高效转化。

洛阳：数字化赋能文化转化

洛阳通过数字化手段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尤其是数字演艺《寻迹洛神赋》项目。通过AR、VR、裸眼3D等技术，让静态的河洛文化“活”了起来，为游客提供了可交互的数字美学体验，扩展了文化旅游的边界。

苏杭：多元化生态的文化复兴

苏州和杭州通过深度融合江南文化与现代商业，形成了具有强大吸引力的文化旅游生态。在苏州，传统园林与现代会展、商务旅游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科技+商业复合型发展模式；而杭州则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推动了研学旅游与商务活动的融合，增强了文旅产业的综合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