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在这场革命中，我们如何生产、消费，以及彼此之间如何联系，都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而这场革命出现的主要推动力是物理世界、数字世界和人类自身的融合。

如果仍然拘泥于以前工业革命的思维方式，那我们就不会实现以上所说的目标。在此，我们提出观察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五种路径：

NO.1

第四次工业革命作为经济活动和创新的下一波大浪潮，它会终结我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吗？

由于全球移动链接的快速上升，以及制造业和服务行业广泛使用传感器、机器人和强大的数据分析系统，新兴技术有能力推动全球经济出现全新的循环。

这种增长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与以往的工业革命相比，我们会面临许多新的或更大的担忧——如何来进行利益分配，如何来管理外部效应，如何在保证提升生产力和效率的同时，不会带来通货紧缩的压力和大规模的失业等等，这类问题尤为值得关注。

如果我们能够在集体层面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会对人类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还对我们所处的环境产生深刻影响——正如詹姆斯•穆迪（James Moody）和比安卡•诺格拉迪（Bianca Nogrady）在《第六次浪潮》（The Sixth Wave）一书中指出，这是人类第一次有机会，利用我们先进的技术来获取资源和重新设计生产与消费系统，这样我们就能够创造基于资源效率，而不是基于资源消费的全新经济体系，这最终会让人类远离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而对化石燃料的过度依赖是前几次工业革命的主要特征。

△詹姆斯•穆迪和比安卡•诺格拉迪的著作《第六次浪潮》

NO.2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数字世界、物理世界和人类自身的融合，那么当软件“吞噬世界”时，会发生什么？

另一种塑造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路径，就是要了解，在多大程度上，新技术会导致以前这三个分隔领域的快速融合，并且在技术融合过程中，会对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形成一定的挑战。

第一个领域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即数字世界，或者也可以普遍地称之为“技术领域”（the technosphere），正如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en）所说，软件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已经从电子表格和分析软件包转变到“吞噬整个世界”（eating the world）。

第二个领域是围绕在我们周围的自然和物理环境，由于传感器的使用和“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的扩张，导致物理世界迅速数字化，这样人类就会从物理世界获得更多的感知，也会进一步加强对物理世界的控制。人类可以从数十亿的连接物体中，源源不断地获取数据，这会为我们提供新的路径来观察和了解物理世界的运作模式。

第三个领域就是我们人类自身——第三次工业革命始于这一过程，它让个人化、互动性的技术变得更为普遍，而第四次工业革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它让人类的身体真正融合和适应这些技术。

这场贯通物理世界、数字世界和人类世界的大融合，不仅仅是由新技术所推动，新出现的平台和系统也推动了这三个领域的融合，这些平台系统创造了新的机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体验这些新技术。

一个绝佳的例子是，人类普遍提升的基因编写能力。研究人员和创业者在这方面兴趣的爆发，不仅仅是因为CRISPR/Cas9人类基因编写工具的开发比以往的方法更有效，而且还因为现有的全球性平台让信息共享成为可能，让核糖核酸（RNA）输入能力提升，基因测序服务也可以通过网络来购买。全球性平台让基因编写，更容易也更有可能实现安德鲁•梅纳德（Andrew D.Maynard）所说的“融合技术”（fusing technologies），从而产生更加有影响的效果。

△基因编辑技术成为近年来生物科学的热点，CRISPR/Cas9系统便是其中之一

NO.3

第四次工业革命作为现有权力结构的破坏者，它所带来的问题是，在这场革命中谁是赢家，谁是输家，还远未确定。

所有的工业革命都会带来破坏——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方面的破坏，第四次工业革命也会给企业、政府、媒体和公民社会带来重大变革，而这些组织最近几十年一直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

全球化、非物质化市场的标志之一就是，它们倾向于给予一些“明星”产品、个人或公司巨大的回报，这些公司或个人，或者凭运气，或者凭它们的特殊才能，在早期获得了广泛关注，而损害的却是那些不那么幸运，或做得不太好的公司。同时，全球性平台的存在，降低了传播过程中的交易成本，这也意味着那些拥有全球性平台和相应基础设施结构的人，可以从中获得丰厚的利益，从而让人们开始担忧在一个国家内急剧出现的不平等现象。

另一个同样让人担心的问题是，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因此，不管是公共政策，还是当前国家的发展阶段，都将会对一个国家如何实现收益，产生巨大影响。当数据和人才变成一些组织的高产值输入之后，世界各地的城市都会培育本地的创新生态系统，以便于迅速地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高效率生产，从而满足公民的各种需求，同时为全球市场生产更受欢迎的产品和服务。

极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数字鸿沟”将一直存在，这一结果会由于无意中限制开放数据的公共政策而加剧，从而导致创新走入死胡同，同时也会让一个国家很快落后于创新前沿。目前尚不清楚的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过程中，追赶创新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现在有许多国家仍然处于之前工业革命的转型过程中，在全球制造业市场中，由于机器人化和3D打印技术出现带来的巨大变革，很难说对于像印度这样的国家意味着什么，要知道在印度有47%的人口，仍然在从事农业劳动。

另一个正在被破坏的领域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相对权力。数字传播、密码技术和公共传感网络（比如GPS定位技术和卫星成像技术）的广泛使用，为公民赋予了巨大的力量，让他们关注政府，同时让政府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而全球性的社交媒体让新的社会运动合并、组织和创新，与此同时，政府也会去影响，甚至去共同创造公共政策。不过，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在许多国家，同样是这些技术，也会被用来压缩公民参与的空间。

△卫星定位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军事、民用等领域

因此，第四次工业革命要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并不是权力会不会转移，或者是谁的权力转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这种不可避免的权力转移，不要无意之间导致不可控制的不平等或严重的安全风险。

NO.4

第四次工业革命对未来的工作、教育和技能而言，是一次根本性转变，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人与机器之间的对立。

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最深刻的影响是：人们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一个人要成功需要掌握哪些技能。当然，所有的工业革命都会对人们所从事的职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在1900年，也就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期，美国有41%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也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这一比率下降到了4%，如今，美国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不足2%。

牛津大学的两位研究人员卡尔•本尼迪克特•弗雷（Carl Benedikt Frey）和米歇尔•奥斯本（Michael Osborne）提供的数据，并不会让我们感到过于震惊，据他们估计，就目前的数字化和自动化变革来看，美国47%的工作处于高度风险中。在接下来的20多年中，这种史前无例的转变是可以预见到的：是一代人，而不是三代人或四代人，就可以经历这种转变，这种变革会对工业和工人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为了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女应对这种变革，我们可以合理地采取以下两种策略。

第一种策略是，投资能够提升与科学、科技和设计相关的技能，这样就可以让人们与更加智能化的机器一起工作，我们的目标是要提高人的能力，而不是被机器所取代。

第二种策略是，让我们更多地关注那些让我们之所以成为人，而不是机器的独特品质，尤其是这样一些品质，如同情心、灵感、归属感、创造力和感受性。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在社区内加强和突出价值创造的根本性资源，而这些要素如果仅仅从经济方面来衡量，则会被完全忽略。

NO.5

围绕着技术和人性，第四次工业革命会带来一系列新的标准。我们可以改变技术，技术也可以改变我们。

在理解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最后一个可能有用的框架，源自这一视角：技术是社会建构的。我们用来描述它的这些措辞非常重要。

“革命”这个词本身，或者其他诸如“浪潮”之类的隐喻，给人一种不可压制的形象，或者让我们感到是一种超出我们控制的外生力量，我们必须简单地忍受它。我们在谈论第四次工业革命时，如果被这样的叙事话语所主导，那对我们来讲简直是一种耻辱。

事实是，我们作为个人、家庭和社区成员，甚至是作为公民，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当中，我们做出的选择，或者是使用技术的方式，都会影响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的方方面面。有时候对这些融合技术力量的选择利用，凸显了我们需要反思、停下来，甚至是抛弃一些技术。

做出决定的权力主要集中在特定的个人和组织身上，包括那些管理全球性数字平台的公司，以及一些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有权力启动或阻止新兴技术的开发、商业化或采用。不过，事实仍然是，技术的创新与扩散过程会产生深刻的社会影响，推动技术变革的伦理与标准，会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我们所有人对这种变革都有所贡献。

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技术以广泛的方式穿透了我们的身体、心灵，甚至以一种明显的方式影响到了我们的基因，目前面临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会改变技术，技术也会改变我们。这种改变既是根本性的，也是不可逆转的。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仍然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初始阶段，因此，我们还有机会来争辩、讨论和制订新的标准和伦理规则，以帮助引领我们迈向施瓦布教授所说的“基于共同命运感的一种新的集体和道德意识”。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以一种全新的合作方式，进行跨部门、跨学科和跨组织的合作。世界经济论坛正在致力于探索塑造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轨迹的推动力、影响和机会，最终希望真正地“改善世界的状况”。